布艺之家讯:老祖宗偏爱麻葛布
巴渝先民何时进化到穿衣,不可确考。建国初期,重庆考古队员在冬笋坝(今铜罐驿)发掘出战国船棺,从中检出麻布痕迹。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,巴渝老祖宗已过得比较体面和文明,不像有的族群还光着身子满地跑,足可骄人。
在东晋常璩撰写的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中,开始记载巴渝产布。到唐代初期,重庆所辖13州全部产布,因质量上乘,被朝廷指定为贡品,年年进贡。勤劳的巴渝妇女,凭借几块简单的木片、竹片,编织经纬,巧夺天工。
但重庆历来不是产棉区,纺织原料主要是麻,其次是葛,再次是竹及其他植物。统计品种多达11种,最多的是苎麻布,另有葛布、纶布、筒布等,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一带产斑布、竹布、僚布。唐代中后期蚕桑兴盛,新增丝绸产品,唯数量少,消费者限于达官贵人。
宋末元初,黄道婆发明纺织工具,长江中下游机杼之声不绝于耳。重庆却因缺乏棉花,生产力处于低下水平。
水运带动纺织潮
到清代因水运兴盛,初步形成以重庆为中心,以万州、合川为两翼的商业城市体系,经济快速发展,纺织业突飞猛进。光绪《永川县志》载:“邑多种苎麻,绩织成布,细者为衣服,粗者作帷帐,间有出售远客者。”同治《荣昌县志》载:“比户皆绩,机杼之声盈耳。富商大贾,购贩京华,遍隶各省。”把夏布生意做到了北京。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载:“纺棉织布皆妇工,今远近通称平块布,其实官庄、牙阻妇女最工织布。”
长期困扰的棉源,不知不觉迎刃而解。乾隆《巴县志》载,当时朝天门码头每天卸下棉花四五万包不等,每包200市斤,一天就有8万到10万斤。20世纪初,在本埠商业门类中,棉货业比重最大,外地商人在东水门设立八省会馆(即湖广会馆),申报的主营项目就是棉花。
棉花到手,如虎添翼。民国《涪陵县续修涪州志》载:“乡村妇女多纺棉花,机房零收,织布曰大布。”光绪《铜梁县志》载:“布有连机、红边、袍布等名,行销各处。”乾隆《垫江志》载:“邑多纺棉,自给而外,率多贩卖,以故垫邑土布远达四方。”巴渝老乡不仅卖布,还知道以染料盈利。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载:“沤蓝为靛,农隙所讲事也。《通考》云:种蓝一亩,敌谷一顷。能染青者,其利又倍。”
1900年,四川蚕桑公社筹备会议在渝召开,公推合川举人张森楷为社长。1901年,重庆棉花行帮公所成立。1904年,本埠第一家机器织布厂“幼稚”染织厂面世。1908年,全川第一家蒸汽缫丝厂“蜀眉”丝厂在渝创办。那时的重庆,真是“村村织机响,家家纺织忙”。西部棉货中心已非重庆莫属。
撑起后方半边天
日军侵华,河南“豫丰”、湖北“裕华”、“申新”四厂、军政部纺织厂、沙市纺织厂等13家大型棉纺厂迁渝,加上本埠原有的500多家手工作坊,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主要纺织基地。
长江中下游产棉区沦陷,棉源告急。奸商唯利是图,囤积居奇,牟取暴利。当局制定棉花棉纱棉布统制政策,即国家统购统销。聘请资深棉纺实业家穆藕初接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,全面实施。采购重点转向川棉、陕棉。
统购统销政策周密细致。在收购方面,实行定价、奖励多交者。最重要的是征实,即必须交纳棉花,不能以钱代替。在交换方面,实行以花换纱、以纱换布,即民间作坊、服装厂要想得到棉纱、棉布,必须拿棉花来换。在供给方面,优先保障军用。在销售方面,实行以布控价,配售民用。重庆首先推行,市民凭身份证,每年限购棉布一丈五尺,可做一套服装。
穆藕初深谋远虑,在陕西汉中、宝鸡等产棉区设立机器打包机,组织车船运输队,成立运输站和修理厂,确保物流通畅。在四川三台、乐至等产棉区设立办事处,推广手纺技术,并以棉布回收棉纱,再把土纱运到重庆,与机纱搭配织布。
炮火连天,弹痕遍地,重庆棉纺业肩负重任,有力支持了抗战。
知难而进振雄风
新中国建立,官僚资本“豫丰”等厂被人民政府接管,私营“渝新”、“裕华”等厂公私合营,改为重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棉纺厂,生产蒸蒸日上,供应西南地区绰绰有余。此后,国家投资新建针织总厂等国企,花色品种更为齐全。三年困难时期,本埠除外调棉织品外,还率先免票供应调价棉织品,市民花费比平价高3.09倍的钱,可穿新衣。在笔者记忆中,地产32支纱、64支纱圆领衫、背心可谓质优价廉。
由于没有棉源,加上区位不利,又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,重庆纺织业缺乏竞争优势,趋于萎缩。但是,具有辉煌历史的重庆纺织业不甘落后,正在通过降低成本,提高装备水平,加大产品差异化,增加质量附加值等措施,努力重振雄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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